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兆鼎藏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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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1939年康定的茶马秘史  

2008-05-27 17:47:1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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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39年康定的茶马秘史

 

1939年元月一日,在中国近代史上,这一天被浓墨重彩载入史册的有两件大事:其一,蒋介石在重庆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,决定开除汪精卫党籍、撤销他的一切职务,并密令戴笠着手制定针对他的暗杀计划;其二,在离重庆西南400公里远的一个小城——康定,国民政府一个新的省份——西康省成立了,康定就是它的省会。
 

1939的康定,依托其独特的地理优势,俨然已成为茶马古道的中心城市之一了。
  

康定过去叫打箭炉,这一名称最早源于《明史》。据说,古时西藏的桑耶地方,有个叫诺布桑波的人,是第一个成为商人的藏族人。他曾走遍全藏,最后到了木雅贡嘎东边藏汉共处的打箭炉。回到拉萨不久后,他就带着一支500多人的商队,用骡子驮着麝香、鹿茸和牛羊皮到打箭炉出售,换回宝贵的茶叶,还有丝绸、瓷器、烟草这些藏区希罕的物品。在打箭炉,藏汉之间的贸易就这样开始了。

1939年康定的茶马秘史 - 藏茶帝国 - 黑茶帝国的博客

  学者任乃强先生在《西康诡异录》一书中对于上个世纪初内地商人在西康社会的活动,有着诸多生动而有趣的描摹。任先生为中国现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,曾长期餐风露宿,徒步千里赴西康考察。在任先生看来:西康尊重商人,卑贱农工,社会阶级,商人在官吏与喇嘛之下。此其原因“与宗教有很大关系。”“僧侣为坐食阶级,日用物品,不能自致,不能不仰给商贾,点缀寺院,当求华美,以动人之羡慕,势需绢绸等物,需转运于千里之外,亦不能不仰给于商贾也,于是各喇嘛寺有商人,各土司家有商人,因喇嘛、头人经商而商人地位益高。”而对于内地商人在西康社会地位的辨异,任先生认为:宋代以前,番汉商旅,以打箭炉与西宁为界,汉下入番,番不入汉。元代西征后,始有陕商入康。清季西征后,始有川商义藏,皆有武力宣传之后,番敬汉人,故亦敬汉商。草地商人,大都为喇嘛、头人、汉人,此其所以足贵也。对于汉商之所以在西康受到欢迎乃至受人敬重的原因,除了历史与政治的原由之外,汉藏贸易为汉藏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,汉藏贸易加强了民族融合与团结,我个人认为,其实才是根本。康地汉商的作用,早已超越单纯的经济贸易层面,而全面深入到汉藏两地社会、政治、文化、民族、历史等各个领域,其核心人物“汉商”,焉能不受重视。在任先生的记叙中,“西康汉善,陕人多于川人数倍,资本之雄厚,规模之阔大,态度之佳良,目光之锐敏,在康地商人中,皆为首屈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讲,汉藏商人在西康经济活动中,诚信守约,而汉商善良宽容,态度佳良,又颇有实力,加上思想前卫,目光敏锐,这样的商人,何时何地,都是会让人肃然起敬的。

  20世纪30年代,康定早已成为闻名于世的藏汉贸易的中心城市,是与上海、武汉齐名的三大商埠之一,形成汉商(川、陕商)、藏商(寺庙、土司、头人等)和外商(尼泊尔、印度等)三大商贸集团。汉藏物资大量交流,英、印货物充斥康藏,甚至进入内地,而汉藏贸易间,茶叶又是主要贸易商品。汉商方面仅据康定一地。据1937年年初对康定的一次商业统计,川陕汉商,即有边茶、麝香、赤金、生药、皮货、布正、绸缎、草烟、洋货、熟药、藏产品、纸张等13个行业共222家,资本总额大洋391.91万元;藏商方面,康藏高原、喇嘛寺庙遍布,在政教会合一的体制下,大小寺庙都设有专门机构经营商业,有名的甘孜大金寺经商资本就在100—500万银元之间。各地土司、头人经营商业者也不少。而上世纪30年代经打箭炉输入内地的麝香、鹿茸、皮张等藏区物资总值达2,450,428元,其中80%用于易茶。

  1939年的康定,一个弹丸小城竟成了商家必争之地。街面上,人来马往、店铺林立,锅庄、药铺、赌场、烟馆错杂其间,从达官显贵、有钱商人到驮脚娃、兵痞流氓,林林总总。沿折多河边的陕西街,远涉经商的老陕们薄酒一杯相逢故人;两湖会馆中供奉着夏禹王的禹王宫前,操着湖广口音的商人们烧香拜佛;秦晋会馆中精明的秦晋商人互称兄弟,各打肚皮官司;头缠红头绳的康巴商贩与四川商人在酒店中把酒言欢、酩酊大醉。而此时西康省匆匆忙忙成立了西康最大的“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,并要求所有茶商一律统一到康藏茶叶公司旗下,不允许私自卖茶入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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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39年对于四川雅安荥经县姜氏家族而言,无疑是这个商海巨富家族由盛转衰的分水岭。这个从清代相传至民国的茶叶大户,祖业从清嘉庆年间在北京立案“请引”设店办茶厂算起,经商之路几乎是风和日丽,一代上一个新台阶。姜家茶店“姜公兴”是民国初年姜永寿继汞其光绪年间祖业“华兴店”而开办的。姜永寿民国初年是地方的商长,他办事老练智慧,精于茶叶真伪优劣的鉴别之道,人称“茶状元”。他将姜记“华兴店”更名为“裕兴茶店”,年产边茶值十万两银。1915年,在他又将“裕兴茶店”更名为“公兴茶店”时,姜氏茶业已达到年产边茶四万余包的规模,俨然成为当时茶业之首很长一段时间,姜氏茶业精工制作生产的“仁真杜吉”砖茶品牌,一直是西藏高僧贵族乃至达赖、班禅的主要饮品。“仁真杜吉”的汉语意为“佛座莲花台”,姜氏兄弟对自家生产的康砖和金尖茶叶的品质是如此在意,以至在每包“仁真杜吉”茶色上一一加上了用金箔印的姜家茶牌标志图——金刚杵摇铃;而“仁真杜吉”的品牌效益是如此之大,以至它在西藏几大寺庙饮购的雅茶中占有绝对的垄断性,其声誉在藏区一直长盛不衰。

  但“康藏茶叶股份有限公司”成立后,生意似乎再也不好做了。在康定自家“公兴茶店”分店的商铺内,姜氏兄弟正商议着何去何从:姜氏兄弟正商议着何去何从:加入“康藏茶叶公司”,便意味着自家的肥水注定要流入他人之田;而不加入“康藏茶叶公司”,却又无法贩运茶叶入藏。在这一年,姜氏兄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:把钱投资到了一个做绸缎生意的远房亲戚处,那个亲戚凭借姜家的巨额投资,赚了大钱,在香港、上海、成都都开了自己的铺面。

  不久因姜家停止运茶进藏,西藏的高僧喝不到“仁真杜吉”很着急,为此寺庙还专门派人来到荥经,找到姜家询问原因。由于从雅安经康定再进入西藏的道路被刘文辉把持,被逼无奈的寺庙中人选择了一条前所未闻的道路力图将“仁真杜吉”运入西藏:背夫将茶从荥经背到雅安,坐竹筏到乐山,乘轮船到武汉后,通过火车转运到广州,经远洋轮船到印度,最后从印度进入西藏。这次运输虽然成功了,但由于运输成本实在太高,西藏的寺庙在运过这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找过姜家了。

  1939年的年末,曾经边茶年产值达数十万银两,堪称当时商界巨子的姜家,伴随着“仁真杜吉”品牌的消失,黯然退出了茶马交易,不久后,他们在外地合伙的那个亲戚忘恩负义,赚了钱后只将借来的本钱还给了姜家,其余的全部占为私有。六年后,姜家偌大的产业终于被彻底拖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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